中国在刚果（金）首批13位维和女军人的传奇
■吕永岩
中国应联合国的邀请，自2003年4月开始，陆续向刚果（金）派出维和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医疗队中，有13名女军人，她们是第一批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女军人，也是第一批远赴非洲的女军医、女护士。军旅作家吕永岩创作的纪实文学《中国军花在非洲》，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这些女军人在刚果（金）维和工作的经历，以及她们亲历亲闻的种种新鲜、有趣的故事。
1
意外被吻
最初的出人意料发生在女医疗队员周红红身上。那是踏上刚果（金）土地不久的一天，一位因意外而骨折的塞内加尔维和军官，经维和二级医院转诊去后方。周红红的英语会话在护士当中是数一数二的，所以队领导安排她负责门诊接待。患者来了要登记：姓名啊，性别呀，年龄啊，军龄啊，国籍呀，如此等等，登记的内容很多，很细。周红红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记完了，周红红又请那位塞内加尔军官过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差错，使记录的内容更加准确。不料，当周红红把记录递过去的时候，塞内加尔军官注意的不是周红红手中白纸黑字的英文纪录，而是周红红女性魅力独具的纤纤素手。没等周红红有所表示，周红红的手就被塞内加尔军官紧紧握住，并且闪电般地拉到唇边，绅士一般地吻了一下。一时间，周红红被这突发的举动惊呆了。周红红猛地把手抽回来，动作如受惊的小鹿一般快得惊人。
“我把记录拿过去问他对不，他把我的手拉过去就亲了一口，我一下子就甩开了。当时我们医疗队的陈新主任负责照相，他要留资料。看到这个情形，他觉得挺有意思，想抓拍下来，没想到我的手抽得那么快。后来他就说，亲你一下就亲一下子吧，你的动作也太快了，我都没抓拍下来。陈新还说：不就是亲了一下手吗，怎么把你吓成这样了？”周红红事后说。
2
其实没啥了不得
因为出了周红红“被吻事件”，医疗队队长即中国维和二级医院院长凌磊就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夜间一律安排两名护士一起值班，以免出现意外。但周红红经历了意外被吻，却仿佛接种牛痘有了免疫力似的不以为然。
“后来我说，我都没有什么了，你们怕什么呀？可她们还是害怕。我是一直主张晚上一个人值班的。我们人手少，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我是门诊的护士，还是接待室的。病员来了要登记，外宾来了要负责接待。打扫卫生，另外还得准备礼品。存放礼品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有时候还得像个服务员似的，给他们倒水、倒酒。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礼品都是些小东西，国内的手工艺品、纪念章什么的。”
周红红的主张最终得到了凌磊的认可。与中国维和医疗队同在金杜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不仅有塞内加尔人，还有乌拉圭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中国女军人在非洲大受赞赏和欢迎，这不仅是因为东方女性在西方人眼中具有独特魅力，更因为中国女医疗队员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和热情周到。
周红红护理过一个女患者。她发烧已经好几天了，医生检查认为她是疟疾，还有肝功能改变，需要转院。周红红一夜没有睡，不眨眼地护理她。并且把她的内衣、内裤都给洗了。女患者是带着一个男的过来的。当时她自己也没想洗，她只是想换一下内衣、内裤。周红红看她要换，就说，我帮你洗洗吧。她正发着烧，虽然有个男的陪着她，但她毕竟是个女的，男的照顾她不方便。周红红当时没想到她会是一个艾滋病人。后来抽血结果出来了，发现她是个艾滋病人。负责化验的技师就悄悄提示周红红：你要注意一点，她HIV阳性。周红红一听就紧张了，马上就看自己的手破没破，有没有伤口什么的。接触HIV就怕自己有伤口。没有伤口一般就不会出问题。
周红红当时没有实施防护措施，如果事先知道对方是HIV病毒携带者，周红红应该带上橡胶手套，这样更安全一些。可是开始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周红红当然想象不到这位异国维和女护士会是一个艾滋病人。周红红为了表现自己的热情，给她倒水，帮她翻身，给她倒屎倒尿，总之，她需要什么，周红红就为她做些什么。周红红的热情使得两名异国维和军人非常感动。分手的时候，女护士拉着周红红的手，依依不舍。男军人把自己的女友送上飞机以后，又专门从飞机上下来，一下子抱住了周红红，在周红红的脸上深情地吻了一口。这一次的意外比起上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周红红却很坦然，因为她已经知道了这不过是一种表示谢意的礼节。周红红刀枪不入一般地礼貌回应，一副大将风度。
3
河马咬住她的腿
如果说周红红常常是一座火山的话，那么护士张怡或者只是火山脚下那幽静的森林。即使这样，面对异国伤病员，张怡还是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她变得爱说，健谈，善解人意。因而受到许多外国军人的称赞。
当然，张怡参与救治的远不止几十名外国军人，她还参与救治了一些当地群众。尤其是参与救治了一名被河马咬伤的女性。
那是一位年方21岁的母亲。她与一个男人到刚果河里去捕鱼，他们乘坐的是非洲特有的独木舟，那是将一棵很粗的树干从中间锯开，然后掏出一个槽，形成的一个独木舟。他们就是乘了这样的独木舟下河去捕鱼的。这时河马出现了。
河马是一种懒散的动物，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它仿佛都无所事事，只是躺在水面以下的地方，缓缓地沉下去又升上来。河马不会像鳄鱼那样袭击人，但它也不会善待人。它看似笨拙，实际却很灵敏。所以，如果置身于离河马很近的地方，那是危险的。那女人就是因为过于贴近河马因而遭到了看似木讷实则凶猛的河马的暗算。
独木舟被河马掀翻了。独木舟很窄，是很容易被掀翻的。河马咬住了女人的腿。按说那陪伴女人的男人应该冲上去救那女人。可是那男人没有去救，那男人跑了，危难时刻他自己溜走了。留下女人孤身一人与河马搏斗。求生的欲望促使女人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女人最终从河马的口中逃脱了，她带着累累的伤痕爬到了岸上。所幸的是过了不久，她就被人发现了。人们把她送到了当地的慈善医院。她的一条腿伤得很重，鲜血淋漓，没有破溃的地方已经开始浮肿。慈善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女人经过一番周折，被转到了中国维和二级医院。
“那天中午12点的时候，有人通知我，说有手术，要把所有的手术器械都准备好，做到随时来，随时都能展开手术。其实他们不通知也没问题。手术室里所有需要的东西全部是现成的，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展开手术。病号已经耽误一天了。她是下午6点多进的手术室，手术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她的左下肢整个小腿全部烂了。腐烂的气味非常难闻，让人恶心。当时我就出去吐了两次。她的那条腿骨折了好几处，骨头都露出来了，腿都不成形了。手术室里全是那个臭味。她的那条腿没法保留，因为容易发生败血症。所以，医生把她的那条腿锯掉了。手术做得比较顺利。她失血过多，是O型血，我们队里有的是O型血，正好能够对上，所以手术过程中没出现什么意外。手术的时候我是戴着帽子，还戴了一个口罩的。可是第二天当我到她的病房去看她的时候，她还是把我给认出来了。”
张怡去食堂给女人打来了饭。女人刚刚做完手术，流了许多血，需要补充大量营养。食堂为她准备了大米饭，还有鸡蛋、牛肉。这在战乱中的刚果（金）是相当难得的。女人显然是很饿了，她很快就把米饭吃光了，剩下牛肉和鸡蛋她却没有吃。张怡觉得很奇怪。当地人大多讲斯瓦希里语，女人也不例外。张怡的英语对她来说与汉语没有什么区别，她一句也听不懂。张怡只能像对待聋哑人一样地用手比画，意思是：你刚刚做完手术，需要补充营养，这牛肉、鸡蛋很有营养，你很需要，它们很好吃，你应该把它吃掉。可是，无论张怡怎样比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女人还是一口都不肯吃。后来有一位联合国的雇员告诉张怡，这里的人平时吃的是木薯，她只知道木薯能吃，不知道肉和鸡蛋也能吃。她们没吃过这些东西，所以不敢吃。
女人不仅有孩子，还有一个弟弟，还有母亲。非洲的许多地方至今还延续着一夫多妻制，女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尽管女人承担了大部分生活负载，尽管很多时候是非洲女人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养育了非洲男人，但女人被男人无端抛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不足为奇。张怡知道，女人少了一条腿，等待她的不会是太好的命运。
4
惨遭强暴的女孩儿
在维和二级医院，王琦既是手术室的护士，又是妇产科的护士。作为妇产科的护士，王琦参与救治了一名被反政府武装人员强暴的当地女孩儿。
那女孩儿才16岁，没有人知道她被强暴的细节。似乎当时她不太配合，她当然是不情愿的。于是，她不仅遭到了4个人轮流的强暴，而且还遭到了毒打。她的臀部几乎被打烂了，左右臀部留下两个很深的窟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琦怎么也想象不到那女孩儿会被伤害到如此程度。所有善良的人都很难想象这种残暴。王琦开始只是听说要去接一个病号。女孩儿那时住在国际救援组织在当地临时开设的一家慈善医院里。那所医院与王琦她们的维和二级医院有5公里的距离。虽然只有5公里，但急救车却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的路况实在太差了，并且天还下着雨。非洲的雨不但来的突然，而且大得出奇，仿佛天上的银河决了口。人在雨中会被击打得喘不过气来，车也一样，瓢泼大雨迎面扑来，车窗一片模糊，人和车仿佛都漂泊在海上。进入那所医院的时候，王琦才发现，医院的条件很差，狭小的病房里，聚集了许多生病的人。那女孩儿可怜兮兮地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
“我们想看一看女孩儿的伤口，但是没办法看，因为房间里的人太多了，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嘛，伤的又是那种地方，怎么可能当着众人的面检查呢？所以，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当时，我们到处找那种可移动的床，但是找不到。大概过了有15分钟的时间，总算找到了一个抢救病号的床。我们把她抱到床上的时候，那女孩儿特别的恐惧。她拼命地叫，像小猫似的那样一种叫。因为那个临时抢救的房间里没有灯，只有手电筒。虽然天没有黑，但屋子里特别的暗。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吧。女孩儿的屁股用特别厚的纱布给包上了，但还是有脓液向外面流。我们问是怎么回事。慈善医院的医生就介绍说，她是被当地的反政府军强暴的，是被人打的。因为那里条件太差，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女孩儿带回我们维和二级医院。
联合国对所属医院收治病人有详细规定，尤其是对收治维和部队以外的地方病人，更有严格要求。联刚团司令官下属有医务官。维和二级医院计划外收治病人必须请示医务官，得到医务官的批准。女孩儿继续留在国际救援组织临时开设的医院，很可能会加重感染，进而危及她的生命。所以，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从人道主义出发，经请示、协调，得到了维和部队医务官的支持，于是，女孩儿被带回维和二级医院救治。”
“到了我们医院，医生把伤口用剪子剪开了，当时那个脓呀，把小女孩儿的裙子都湿了一大片。我们非常同情那女孩儿，她才16岁！我们积极给她治疗。她的阴道里面都已经裂伤了，发出一种恶臭。我们给她换药的时候，她非常痛苦。但后来她还是能够积极地配合我们了。我们一去，她就主动采取那种接受换药的姿式。换药的时候，她特别难受，还特别的恐惧。她大概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她的那种恐惧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出于一种同情，就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她就一直看着我，还发出一种微弱的叫声。她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她特别可怜。后来我再给她换药的时候，她就看着我笑。我们语言不通，彼此只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她稍微好了一些，就跟我们要吃的。我们给她牛奶，还有饼干什么的。她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一个小背心，还给了她一些核桃仁，还有花生。这些都是我从国内带去的。”
女孩儿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多一点，临走的那天，女孩儿又一次面对救护她的中国医生、护士笑了。女孩儿没有泪，或许女孩儿的泪已经流干了。就连她的笑，给王琦的感觉都十分复杂，那是一种包含了极其复杂心情的笑。似乎有诸多感激，有诸多留恋，还有诸多无奈，诸多失落，诸多惆怅。
5
她那啥，就那啥了
王丽是维和医疗队里惟一的一名妇产科医生，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妇产科军医，并且还是中国第一个参加维和行动的女妇产科军医。
走进非洲的王丽事先对自己可能面临的问题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不仅有针对艾滋病的，也有针对性病的。妇产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一样，很容易接触到性病患者。这个世界上有性，同时也有性病。性病与性是一个矛盾体。上帝似乎很幽默，他赋予人对性的浓厚兴趣。上帝似乎又很苛刻，他让性病伴随人类从而达到制约无节制的性行为的目的。上帝似乎总是对的。出错的总是人。
那是一个女上尉。她来就诊。她说她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她很烦恼。她并没有更多的羞涩，更不想隐讳。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出了问题，有什么值得隐讳的？这很正常，这都是上帝的安排。她那啥，就那啥了。
“我给她检查，她患的是淋菌性盆腔炎，还有霉菌性阴道炎，是妇科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吧。根据我的经验，这类病我完全可以治疗，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当时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性伴侣的问题。一些国家的维和人员在外面有性伴侣，这是允许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给她个人开了药。一周以后，她又来找我，说我给她开的药不好使。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说我不可能连这点儿病都治不好，我是多年的妇产科医生，治这个病我是非常有把握的。我说，你按时吃药了吗？她说她按时吃药了。她英语说得很流利。她是上尉。后来我想了一想，说，你爱人也在这里吗？她说不在。我说，那不对呀，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能治好你的病，你的病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后来我说，你是不是又接触什么人了？她就说，虽然她的爱人不在这里，但是这里有她的性伴侣。她这样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我说，你回去把你的性伴侣也带来，你们俩必须一块儿治。如果只治疗一个，那是治不好的。第二天她就把她的性伴侣带来了，那也是一个上尉。我们妇科没有男医生，我不可能给男人看。后来我就想找一个男医生给他看一下，然后给我描述一下他的症状。他一说，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我就给他们分别开了药。两周以后他们都彻底好了，他们特别感谢，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据说这是维和医疗队收到的惟一的一封感谢信。这位女上尉很有文化，知识面很宽，英语口语非常好。后来她与王丽成了好朋友，平时一有时间就到医院来看王丽，她们彼此聊一些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王丽说，其实我跟她接触有个小心眼，就是想跟她多学一些英语口语，在国内听一堂口语课要花100多元钱呢！
6
与死神的较量
王丽似乎属于林黛玉型的，多愁善感。偏偏愿意流眼泪的她，遇到了许多迫使她流眼泪的事儿。尤其后来恶性疟疾连续两次无情地袭击了她。
那是她第一次疟疾发病的一个月以后，这一次发病的感觉与上一次不一样。开始的时候，王丽不是感觉热，而是感觉冷。桑拿浴室一般的气温，怎么突然会变冷呢？王丽自己也觉得奇怪，她就问别的人，今天冷不冷？别人说，不冷啊，热还热不过来呢，怎么会冷呢？你是不是病了？王丽自己是医生，她当然也懂：说不定自己是发烧了。于是就拿体温计，给自己量体温。开始是36.5℃不发烧。可还是感觉冷。真是活见鬼了。王丽知道，这一定不是好现象，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那时候是11点，我想也许吃完饭，睡一觉就好了。但过了10分钟我就感觉受不了了，我就赶紧跑回寝室。正好那时副队长王东辉该下班了，我就说，你们快喊王东辉，让他给我找被子。后来被子拿来了，盖上被子我还是觉得冷。我说，我受不了，还是冷。后来王东辉就说，王丽，不对呀，你这像是疟疾呀。我说，是啊。不过我刚测完体温，才36.5℃。他说，你再测一下体温。我再测的时候，体温就是38.8℃了，就10分钟的时间。于是他们就赶紧找护士给我抽血，当时是侯丹给我抽，抽了好长时间也没抽出来，可能是我的血管不好扎吧。因为我在发烧，她每扎一针我浑身都在发抖，那时候对疼痛的忍耐性是很差的。这时我的体温就升到了39℃多，然后就一直上升，没有下来。最后只好边用抗疟药边化验。下午有一段时间，体温达到了40℃，我有些昏迷，谁来看我，我都不知道了。这次头痛跟上一次也不一样，有一种要爆炸，要往墙上撞的感觉。因为我是医生啊，在这之前什么恶性疟的书我都看过。恶性疟疾是会死人的。他们给我戴上冰帽，全身都贴上了冰块，那时正是我来月经的第二天，我就像躺在冰里一样。晚上的时候，医生谭木楠和护士张怡护理我。我说：张怡你再给我测一下体温吧。她说，你刚测完不到五分钟。我说，我快不行了，我觉得特别难受，请你再给我测一次吧。她又给我测了一次，说是39.8℃。我说，不对，你在骗我，39.8℃我不可能迷糊。然后她就哭了。她说不好了，是40.3℃！她就跑出去了。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经过他们的抢救，我时而迷糊，时而清醒。这样持续了4个多小时，最高的时候体温达到过40.7℃。40.3℃的时候我还知道，再高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我就要吃的，要喝的，因为我是医生啊！我知道只有多喝水，多吃东西，体温才能降下来。那时候我尽量多吃一些甜的，带糖的东西。我平时最不愿意吃罐头，咽那些罐头比吃药还难受。但那个时候，我要是想活下来，就得吃。后来护士们说，我护理王丽都害怕，她刚上完厕所回来，还要上厕所。我自己都烧迷糊了，我也不知道我干了些啥。抗疟药发挥作用有一个过程。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的体温开始降到39.5℃以下，这时我就能多吃一点儿东西，多喝一点儿水了，我就能耐受了。那个时候确实想家。我就想：唉呀，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我就流泪。当时，我们队长，还有南非、瑞典、乌拉圭，还有法国的文职官员，都来看我，给我巧克力什么的，大家都特别友好。病发作得最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飞了起来，飞得很远很远。”王丽的疟疾先后发作了三次。第一次只是一般的头痛，王丽还能带病坚持工作；第二次打摆子，发高烧，王丽靠自己顽强的生命意志挺过来了；第三次与前两次都不相同，这一次是腹泻。这是第二次疟疾发作的28天以后，腹泻从开始的三四次增加到六七次。在此之前，有一位中国驻刚果（金）的工作人员到维和医疗队来，他曾专门叮嘱过王丽说，小王，你一定要记住，疟疾的症状是发烧、头痛、腹泻。特别是腹泻，一定要想到可能是疟疾。王丽记住了他的话，又一次战胜了可怕的疟疾。
7
世界是个大家庭
张怡护理过一位乌拉圭的女病人。乌拉圭位于南美洲的东南部，属亚热带湿润气候，绝大部分是白人，印欧混血种人占百分之八。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张怡护理的女病人患的是胆囊疾病，需要进行胆囊切除手术，这是在人体全麻状态下进行的一种手术。女人的年龄比张怡大，自然也是军人。乌拉圭的部队大多在维和任务区执行警戒任务。因为女病人说的是西班牙语，对英语一窍不通，这给张怡她们的护理带来许多不便，因为医患双方很难用语言沟通，更谈不上交流。
胆囊切除手术的当天早晨要下胃管。下胃管是需要病人配合的。我们在国内给患者下胃管之前，都要搞术前宣传，给病人讲解，下胃管的时候你怎样配合我们，下到哪儿的时候该怎样去吞咽，讲得非常清楚。在国外，面对的是一个语言无法沟通的患者，那真的是很难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天不是我的班，但我作为一名外科老护士，下胃管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还是早早起床来到了病房，当时值班的是内科护士杨葳。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我就主动去给她下胃管。我自己先给患者表演了一下，我自己数数，1、2、3,数到3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使劲吞咽的动作。这样反复引导她学了几次，一直到她学会了我示范的动作，我觉得她能够配合了，我才给她下胃管，一次就成功了。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也非常成功。中国维和二级医院的医生都是很精干的，胆囊切除术对他们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尽管如此，参与手术的医生、护士还是格外仔细，格外认真。说毕竟面对的是外国人似乎并不准确，医务人员对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是极端认真负责的，但面对异国军人，他们还是比“格外”更“格外”。他们最初担心的是患者腹腔有粘连，为此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充分准备的结果是轻而易举，刀到病除。
“下好胃管，我简单休息了一会儿。病人还没有从手术台上下来，因为是全麻，病人要慢慢清醒。有人说病人的呼吸不是很好，听了这个情况，我就换了衣服，再次进入手术室。这个患者比较胖，脖子比较短，她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赶紧告诉麻醉科的潘东军，他手疾眼快，非常的麻利，把患者托起来，把她的呼吸道拉直，这样她的呼吸就正常了。后来大概是因为我对她比较关心吧，当她的意识稍稍清楚了一些的时候，就向我伸出了手，当时我也把手伸了过去，握着她的手。那一刻我觉得我给了她很多的力量。因为她也是孤身一人，处在异国他乡，参加维和任务，而且是在我们中国医院做的全麻手术。她也是一种远离亲人，无助的感觉。我们之间的握手可能对她有很多的鼓励。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当时她也看着我。我就用手比画，告诉她没事儿，一切都很好。当然那种表达方式真的是很难的。然后我又教她怎样呼吸，怎样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怎样吐气。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个病人对我特别的依赖，也非常信任我。有时候我给她洗脸、梳头、足疗，我觉得一个病人长久地躺在床上，是非常劳累的。另外她又是一个女病人，我们女人之间更应该多给一些关心。我给她又洗又擦，还按摩。她在夜里几次用手比画，意思是让我在旁边的床上休息一会儿。好几次她都是热泪盈眶。她一流泪，我也跟着流泪了。我们手握着手，没有太多的语言沟通。最多的沟通就是眼睛和手。有一次她含着热泪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意识一下子升华了，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国籍，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家和万事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没有冲突，那人类该有多好，我们这个地球该有多好。”
乌拉圭女患者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住了8天，就顺利出院了。南非妇女节的时候，各国维和部队的女军人在一起联欢，张怡又一次和她见面了。虽然分手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还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地激动。谈话中，张怡知道，她有女儿，她的女儿已经20岁了。张怡告诉她，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年龄比她的女儿要小十多岁。她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女儿，自然也很想念自己的女儿。她们彼此祝愿，祝愿自己，祝愿家人，也祝愿这个世界，祝愿这个世界充满友谊与和平。
维和队员们后来改写了一段歌词：“贝雷帽告诉我怎样走过／风雨还掠过当今的每一个角落／和平的梦啊／谁都不愿错过／终于迎来了维和这胜利的时刻／让希望洒满所有的土地／让阳光照亮所有的角落／水千条山万座我们已走过／这一次相逢和笑脸永远都铭刻／在亲人团聚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想说得太多／阳光已渗透所有的语言／春天把和平的种子传播／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维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同一首歌！”
作家档案：
吕永岩，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68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任《战士报》见习编辑，陆军师汽车修理连战士、技师，军宣传处新闻干事，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社编辑、沈阳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文职级别三级、文学创作二级。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有小说《白风峪》、《光环》、《中考大战》、《蓝色的飞花》，报告文学《惊涛托举的永恒》、《中国公安的脊梁》、《浩荡军魂》、《天职》等。报告文学《大音稀声》获2001年“共和国脊梁”全国大型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
